唐·李昭道《明皇幸蜀图》，绢本，设色，纵：55.9厘米，横：81厘米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《明皇幸蜀图》为青绿设色，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，向远山桡道行进，南方一骑者着红衣（唐明皇）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，嫔妃则着胡装戴帷帽，展示着当时的习俗。画中山势突兀，白云萦绕，山石有勾勒无皴法，设色全为青绿。此图可能为宋代摹本，但比较接近李思训、李昭道父子的画风，是反映唐代山水画面貌的重要传世作品。宋代苏轼对此图的艺术手法曾有过一段描写，从马的特征认出骑马的便是唐明皇李隆基。

蜀道难，李白的诗作即有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比喻，蜀道路多险峻山势崎岖，从这幅描绘细腻、刻画生动的青绿山水可窥一二。画面安排了峻险的山岭，盘曲的石径，危架的栈道，云绕的天际。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，向远山栈道行进，前方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，应为唐明皇，走到桥前，黑马作惊蹶停步之态，作者可能想借此动作表示唐玄宗避难途中的惊慌心理吧。嫔妃们则身着胡装戴着帷帽，中部侍驭者数人解马放驼略作歇息，表示长途跋涉的劳累。

另外，作者用石青、石绿、朱砂等重彩设色，不加皴斫，保持着李氏父子“金碧山水”的一派遗风，但却做到了色不压线，保持着线的节奏美，并能达到色彩明丽和谐，格调典雅，使得画面场景复杂而又具体，色彩绚丽却沉着和谐。此图时代特征明显，体现了李氏父子的绘画风格。

观察这幅《明皇幸蜀图》，不论从山石配置的左右对称性，或嫔妃、仕女的头饰、鬃马等造型都承袭了中国古代传统样式，这些均可从唐代山水壁画或出土的唐三彩人马俑中发现类似的范例。不过，虽然这幅图的祖本可能出自唐人之手，但经宋人辗转反复临摹，现在看到的这幅《明皇幸蜀图》已渗入了宋人对山水结构的理念。

画左边还安排有一队人骑正在栈道上行进。此画构图雄奇，以山水为主，人物鞍马为辅，山水画的比重在构图上明显增强，在构图意识上进行了创新，对于后世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画中山势突兀，白云萦绕，人物动态及其衣帽服饰都刻画得细致入微，马匹、骆驼也描绘得生动有趣。画上奇峰、峻岭、巨石、白云、流水，都用细线勾出，而且作者用线条表现出了岩石的形体和结构，塑造出了山峰的雄伟气派，改变了以往画山石只能表现出山的象征形象的作法，这在唐代山水画中是极少见的。

李思训、李昭道父子，被并称为唐代画坛“大小李将军”，是中国山水画青绿谱系的代表人物。这幅《明皇幸蜀图》色彩金碧辉煌，画风古朴典雅，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幅宋代的摹本，但很好地体现了“二李”金碧山水的艺术风格。画面上高耸的山峰在云间绵延不绝，骑马的队伍在蜿蜒的山路间时隐时现，在各种著述中，画面前方穿红衣乘三花黑马的人被认为是唐明皇。

这幅名画在清代《石渠宝笈·三编》中的著录画名曾是《宋人关山行旅》。1957年李霖灿先生根据苏轼《东坡题跋》卷五《书李将军三鬃马图》中“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”一段文字，以及南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的文献记载：“明皇幸蜀图，李思训画……宫女有即圃摘瓜者，或讳之为摘瓜图”，认为此图当作《摘瓜图》，或《明皇幸蜀图》。然而北宋宣和内府，藏品目录中李思训名下并无和“摘瓜”主题相关的画作，倒是隋朝展子虔和李思训的儿子李昭道名下，各有“摘瓜图一”，于是《明皇幸蜀图》的作者由“传李思训”变成了“传李昭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