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仁季仁葵，男，1944年生，上海奉贤高桥人。一个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画坛奇才，尤精人物国画。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，师承方增先先生，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。197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。季仁葵最拿手、也最令他自豪的是，他做到了这一点，——靠的是书法与绘画完美的结合、融合。

微胖的中等身材，长发遮耳，总是面带微笑地与人说话，这个足以被自己的书画作品淹没的艺术家低调地生活在上海的郊区。他叫季仁葵，以他最喜欢的书画自娱，恬淡地生活在上海奉贤南桥镇。他深居简出，他的这种生活状态与他的艺术水平之高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季仁葵诉说道：“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父亲是做小生意的，家在奉贤高桥镇，是一个像周庄那样很漂亮的水乡。我家的房子就造在水上，下面有小石桥连通街道。高桥镇曾出了个大画家，叫藤白也，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的，外国人称他为“现代雕塑之父”，他创作的《孙中山演说像》雕塑，堪称天下第一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被打倒了，回到家乡高桥镇。我把自己画的儿童画拿给他看，他看了以后觉得很好。

季仁葵8岁那年，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斗鸡，他觉得很好玩。当时，镇上都是木板房子，他就买了粉笔，在木板房子上画猫猫画狗狗的，画了以后觉得很新奇，就再画梁山伯、祝英台、牛郎织女之类的人物。后来，季仁葵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城里人，第一次跟他到上海市区去玩，还买了一本书——《给初学绘画者的一封信》，书中很简单地介绍怎样画素描：素描里面分用点、用线、用画；如何用块面、线条组成几何图形。

有了这本书，季仁葵才走上了正规的绘画之路。他把这本书看了个透彻。书上介绍的所有方法他都试过了，素描也就精通了。“就是因为这本书，我成为了画家。”往事回忆，季仁葵神思缅邈，颇多感慨。

1967年6月15日，浙江美院党委颁布公告，号召学员搞绘画创作。季仁葵当即构思了一幅《军民联欢》草图：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，解放军官兵到农村里，与红卫兵一起在打谷场举行联欢活动。画面中的三位女红卫兵，分别是工人、农民、干部的子女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时代情景。第二天，一位油画系的女生看到这幅草图，连连说构思很好。这一下子更点燃了他的创作欲望，在随后六天里，季仁葵醒来就画，就是做梦也在画这张画。画稿完成后，他拿到学院评比，一下就引起了轰动，好评如潮。

毕业后，他创作的第一幅国画《喜聚丰收粮》入选浙江省美术大展，第一幅水彩画《老兵新传》荣膺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。

中国民间有“师傅领进门，修仙在个人”一说。绘画亦如此。但季仁葵似乎是个例外。他在创作《军民联欢》时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水粉画，硬是靠钻进“文革”中被砸烂了窗玻璃的图书馆，翻来一本水粉画教材，才摸索出了自己的水粉画天地。

工作几轻辗转，季仁葵最终调入奉贤文化馆。1984年，文化馆领导让季仁葵画一张水彩画，可是，他连怎么画水彩画都不知道，实在没办法，就通过中国画来改，直到改得像幅油画，色彩漂亮极了，才用这幅习作交了差。后来，他又画了一幅成熟的水彩画作品——《老兵新传》。就是这第一幅水彩画作品，竟让他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美展优秀奖。这就是季仁葵，一个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画坛奇才。

季仁葵这样阐释自己的“奇”字：“我这个人有个特点，从小没有老师，就是靠动脑筋。画家不是画出来的，而是动脑筋动出来的。没有老师，就没有框架，没有约束。到我这里来的人，总会有他喜欢的东西。我不是只画一种路子的画，而是多种方法都尝试。我认为，一个画家其实就是一个导演，你画一个人，就要体现出他是什么身份，工人要像工人，农民要像农民，整张画就是一个故事。”

在浙江美院，季仁葵师从著名画家方增先学国画，方先生在画稿上勾线的深厚功力，曾令他为之折服。

很多年前，方增先对季仁葵的人物画作过如是评价：“头像画得好，手画得第二，衣服再次之。因为衣服的线条十分讲究组合，很难画好。”

的确，季仁葵画人物头像堪称一绝。他借鉴、沿用西洋画精准的素描法则，以中国特有的绘画工具——毛笔，施以水墨、淡彩，从而描绘出骨骼、血肉、容颜、神情之崭然分明的立体感极强的国画人物像。仅此一项手法，季仁葵即可在国内人物画领域称独擅其胜。

能画好人物头像，爰于手，再需精心、细致、灵动，所谓指点江山、尽在掌握；或是纤纤素手，裁花剪叶，岂不是千变万化，如影随形？

因此，季仁葵要认真应对的，惟在以绘画手法惟妙惟肖地表现人之所以为“文明”人的标志物——衣装。

如今，季仁葵最拿手、也最令他自豪的是，他做到了这一点，——靠的是书法与绘画完美的结合、融合。

长期以来，季仁葵援笔在握，便是连篇累牍地书法演习，以此强化对绘画线条的认识和掌握。他认为，一个国画家，如果书法差强人意，画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而且，藏锦于心的季仁葵对书法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，他并非像别人那样一味临贴，而是潜心于探究书法的结构美和组合美。

一路走到今天，季仁葵不但练就了一手让人称道的好书法，他的“碧海金沙”题字已镶嵌在奉贤海湾巨石上，与日月相辉映；更重要的是，他那驱使如意的笔墨线条“裁制”出的衣冠装束与他刻画的人物头像，已升华为烘云托月的境界。

“画国画，最难的是衣服褶皱。因为它的变化太多了。褶皱怎么都可以画，但是你要把线条组合得美。我的线条是没有人可以学的，一个是变化，一个是形准，这两者相结合，实在太难了，一般的画家很难达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