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常，南宋画家。僧，号牧溪，蜀（今四川）人，生卒年不详，其艺术活动主要约在13世纪60－80年代之际。[1]  薜居下（乾德初兵部侍郎）之后，宣和间在长沙出家，南宋理宗、度宗时为临安（今杭州）长庆寺僧，与日僧圆尔辨圆（1202—1280）同为径山无准禅师（1178—1249）之法嗣。性英爽，嗜酒。正义爱国，敢于语伤奸相贾似道，遭追捕后，避祸于绍兴丘氏家。至元朝，在天台山万年寺圆寂。法常既是位佛教阐扬者，又是位天才画家。工山水、佛像、人物、龙虎、猿鹤、禽鸟、树石、芦雁等，皆能随笔写成，极有生决心书，墨法蕴藉，幽淡含蓄，形简神完，回味无穷。他继承发扬了石恪、梁楷之水墨简笔法，对沈周、徐渭、八大、“扬州八怪”等均有影响。虽在生时受冷遇，却开后世文士禅僧墨戏之先河，并对日本水墨画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，被誉为“日本画道之大恩人”。

法常的禅画简当直朴、高致冲淡、清净无相。这也是禅画艺术的特质。正如铃木大作所言：“水墨画的原理实际上正是由禅的体验引发而来。东方水墨画中所体现的诸如直朴、冲淡、流泽、灵悟、完美等种种特性，几乎毫无例外同禅有着有机的联系。”[8]何谓禅画？笔者界定如下：随顺禅之画，名为禅画。悟禅之画，名为禅画。后一点才是禅画之真正标准。所谓：“不见禅，何来禅画？”

法常也有人称他多用蔗渣、草结蘸水墨，随意点染，意思简当，不费妆缀。但元代也有人认为他的画粗恶无古法，诚非雅现。其画于秀逸清冷中透出禅意，部分作品流传到日本，对日本绘画影响很大 。传世作品有《观音、猿、鹤》三联幅，《龙、虎》对幅，现均藏日本京都大德寺；《潇湘八景》中四景图系日本足利义满（1358—1408）旧藏；《写生蔬果图》卷藏故宫博物院；《花果翎毛图》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法常的绘画有一些只是在描绘常见的景物,景物平常、简约，且素静，质朴，没有鲜艳、繁杂的设色，没有浮华不实、花里胡哨的笔墨。正如明朱谋垔在《画史会要》中说：“法常号牧溪，画龙虎、猿鹤、芦雁、山水、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，意思简当，不费妆饰。”项元汴的题跋亦为法常翻案：“宋僧法常，别号牧溪。喜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树石人物，皆随笔点墨而成，意思简当，不假妆饰。余仅得墨戏花卉蔬果翎毛巨卷。其状物写生，殆出天巧。不惟肖似形类并得其意。京爱不忍置，因述其本末，以备参考。墨林项元汴书于天籁阁。”虽然“意思简当”，以前批评他“意思简当，不费装饰。”之语，反而成为了赞颂他之语。“不惟肖似形类并得其意。”即“形神兼备”，这相应于中国画尚“意”的传统，如云：“意在笔先”、“意匠渗淡经营中”。

比如法常的《六柿图》，选取生活中六只柿子，也没有特立什么主题，没有使用什么色彩，却给人感觉到墨色丰富而又虚静恬淡。此图可以说是“墨分五色”的典范。在使用绘画工具也不拘泥于形式，多用蔗渣、草结蘸水墨，随意点染。在近代的西方，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·波洛克也使用棍子浸入盛着通常是珐琅和铝颜料的罐子中，然后把颜色滴到或甩到钉在地上的画布上。禅家言“直心是道场”，作画，率性而为，“任性合道”。

虽是平常之物，法常却能表现出其中的不平常。正如禅家所言：道无处不在。禅师有闻钟声悟道，有嗅梅花悟道。《宏智禅师广录》有：“师乃云:心是根,法是尘。两种犹如镜上痕,尘垢尽时光始现,心法双忘性即真。到恁么时,一切脫落去始得。正脫落时，彼我俱不著处所。所以道周遍十方心，不在一切处。箇时不是一切心，箇时不是一切法，所以遍一切处。”[3]如法常师无准师范云：“佛法遍在一切处，一切众生及国土。有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世界以香饭而作佛事，有世界以寂默无言无说而作佛事，有世界以梦幻、镜中像、水中月、热时焰、呼时响……如是等喻而作佛事。是故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”[4]又如唐代青原行思说：“参禅前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参禅时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参禅后，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”于平常处山、水中体悟究竟之理。

于平常之物画出不平常，如此节奏、韵律的构图，素雅地用墨，使人不禁想到的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治·莫兰迪（1890-1964）的画作。莫兰迪一生孤寂、平凡，厮守着生活中的坛坛罐罐，用静物演绎着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更抽象、更真实的一面。他说：“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，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。”被毕加索称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”的巴尔蒂斯曾这样评价：“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，他把笔墨俭省到极点!他的绘画别有境界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。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，而是借题发挥，抒发自己的感情。”

法常死后，日本禅僧还纷纷慕名而来，瞻仰他的法像，传承他的画艺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默庵灵渊和可翁。传到日本的法常画迹，有相当一部分赝品可能出于默庵和可翁之手。

看来，唐宋时名为法常的僧人有过多人，历代画史著录常把他们与画僧法常相混淆，今之学者作了大量考订、梳理，企望正本清源，苦于资料匮乏，尚难说对于法常生平之谜就已全部揭开吧！